（原标题：多“开支票”就能提升ESG评级？警惕企业“社会漂白”陷阱）配资资金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从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到地震、洪水救灾……企业对其回馈社会的行为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有的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CSR）、有的称之为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承诺、有的则归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举措或视作核心业务宗旨的重要一环。
自2005年CSR被纳入法定要求后，我国企业已经成为最重要捐赠者之一，乡村振兴则是ESG中“S”的重要实践。2024年，证监会指导沪深北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鼓励企业披露对公众及社会作出贡献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开展公益慈善、志愿活动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以及投入资金金额、人员、时间、取得的效果、对公司品牌和业务开展的影响等。
但当我们频繁地听到“漂绿(Green Washing)”这个词时，可能更少的人知道或关注“社会漂白(Social Washing)”。随着越来越多企业或组织开始对外宣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愿景或承诺时，许多ESG指标成为对外宣传的工具，这其中就包括公益慈善。
捐赠不能替代企业自身ESG合规当前国际 ESG 评级（如 MSCI、晨星）越来越受关注，对企业而言，多捐钱就能提升ESG评级吗？是否涉及“社会漂白”？
Bridgespan合伙人林俽旋（Gwendolyn Lim）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际主流ESG评级机构（如MSCI、晨星）尚未将企业捐赠纳入核心评级体系。ESG评级的重点指标，在环境层面关注企业的碳减排、能源使用效率；在社会层面关注供应链劳工权益、员工福利、客户隐私；在治理层面关注董事会结构、反腐败。这些更多是与企业自身运营直接相关的议题，而企业捐赠是“对外的公益投入”，暂未成为评级的核心指标。
“因此，多捐钱不能帮助提升ESG评级，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捐赠与ESG无关。”林俽旋对记者表示，捐赠不能替代企业自身的ESG合规与运营优化，它是“加分项”，不是“替代项”。例如某企业每年捐赠1亿元，但自身供应链存在劳工权益问题，其ESG评级依然会受影响；反之，某企业捐赠规模不大，但在员工福利、供应链责任上做得扎实，ESG评级反而更高。
那么，企业应如何处理捐赠与ESG的关系？林俽旋表示，《报告》显示，企业捐赠不仅涵盖传统的慈善捐赠，更延伸至各类企业支持的能够为社会及环境带来正面效益的公益活动。长期来看，优质的捐赠能间接为ESG加分。
林俽旋介绍，企业围绕乡村振兴开展捐赠，同时优化自身供应链，优先采购乡村地区的农产品，这就将捐赠与供应链社会责任结合，形成协同效应。再例如，企业通过捐赠推动绿色社区建设，同时自身实现碳减排目标，这也能让ESG中的环境与社会维度形成互补。
“企业不应把捐赠当成独立的公益任务，而要将其视为ESG战略的延伸。”林俽旋对记者表示，先明确自身ESG的核心议题，再找到与之匹配的公益领域，让捐赠成为ESG落地的实践载体，这样既避免了“为捐而捐”的形式主义，也能让ESG战略更贴近社会需求，形成双向价值。
“二十年来，中国企业捐赠最显著的转变是从‘支票式捐赠’向‘战略性捐赠’的演进，甚至部分企业已实现‘核心能力赋能捐赠’的突破。”林俽旋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
林俽旋表示，支票式捐赠的缺点在于缺乏长期规划与价值锚点，一般指各类机构因修建学校、赈灾、赞助奖学金等事由向企业寻求捐赠，企业仅依据需求简单决定接受或拒绝；战略性捐赠是指，企业先明确自身想代表的核心价值，再围绕价值锁定捐赠重点领域，让捐赠与企业定位深度绑定。
《报告》数据显示，自中国于2005年将CSR报告纳入法定要求后，一方面，中国企业发布的CSR年报数量已从最初的4份增长至2022年的2,648份以上；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捐赠规模已显现优势，报告涵盖的中国企业年均捐赠额约2.11亿美元，比亚洲同行高出27%。
部分中国头部企业已开始将核心能力融入捐赠。比如全球前20大企业捐赠者中排名第14位的腾讯，2018年将科技向善纳入核心使命，通过微信及海外版本的用户基础，搭建公益捐赠平台。2023年甘肃地震时，该平台快速动员海量用户向灾区困难家庭定向捐赠，让科技能力成为放大捐赠影响力的杠杆。
少于30%企业披露捐赠长效影响《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和亚洲前20大企业捐赠者中，不到30%会汇报长期捐赠的影响成果，企业捐赠的长期成效与短期期望之间需要找到平衡。
一名全球投资人表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期望看到短期成效，捐赠事项必须报告可量化的指标，以证明企业社会投资的合理性。例如受助儿童数量、接种疫苗的成人人数或奖学金受益人数量。“当我们为社区提供捐赠时，我们并不仅仅考虑这笔捐赠能为某一位受益人带来什么成果，而是思考它对未来几代人可能产生的深远意义。”
对此，林俽旋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短期可量化的指标无法反映真正的长期成果，比如儿童营养项目是否有效减少了发育迟缓现象，或奖学金是否改变了受助者的经济与社会轨迹。因此，社会影响评估的核心是“跳出数据看价值”，不能只停留在“做了什么”，更要回答“改变了什么”。
林俽旋建议，想要科学评估企业捐赠的社会影响，有两个关键方法。一是成果导向的双轨衡量，既要统计产出，更要跟踪成果。产出是即时性的活动数据，比如资助了1000名学生、建成2所社区医院。但成果才是影响的核心，比如这1000名学生的学业达标率提升了30%、社区医院覆盖人群的常见病就诊等待时间缩短了50%。这些需要长期跟踪的数据，才能真正体现捐赠的价值。
二是结合学习与评估的动态调整。“评估不是一次性任务，而是要与学习改进绑定。”林俽旋表示，企业每季度、每年都要复盘捐赠项目，哪些做法有效、受助社群的需求是否有变化等等。比如，某企业在乡村开展教育捐赠，初期聚焦捐赠书籍，但评估后发现乡村教师缺乏教学方法是更大痛点，于是调整方向，增加“教师培训”模块，这就是“评估-学习-优化”的闭环。这种动态调整，能让捐赠始终贴合真实需求，避免资源错配。
第三，评估标准不能由企业单方面制定，而要听受助社群的声音。林俽旋对记者强调，比如评估老年人照护项目，不能只看捐赠了多少康复设备，还要问老年人使用设备后生活自理能力是否提升，对服务的满意度如何。
除了评估长期社会影响，企业还要把核心能力嵌入捐赠，例如互联网科技企业用AI识别灾区需求、AI辅助乡村医疗诊断，制造企业用供应链资源帮助乡村企业提升生产标准、对接销售渠道。
“展望未来，企业之间也存在联合捐赠的可能性。”林俽旋对记者补充道，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单一企业的力量有限，但光伏、风电、储能企业可以联合起来，光伏企业捐赠光伏设备，制造企业提供安装技术，风电企业参与电网配套，共同在乡村建设“绿色能源社区”，这就是“1+1>2”的协作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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